1942年冬季，在西康的雅安，一座新建的秘密电台在刚投入使用不久后便被当地军队查获，相关人员和设备全部被扣留。此电台与军统有关联，事件传到重庆后，军统首领戴笠感到不满，但蒋介石并没有采取强硬的措施。这些事件的详细情况主要来自当时的回忆材料，因此不能完全定义为确凿的档案记录。然而，这反映出一个事实：刘文辉在西康多年经营，已不再是南京政府能够随意控制的军事领袖。
刘文辉，出生于1895年，父籍四川大邑，是刘湘的叔父。早年间，四川军阀彼此攻伐，他通过川军体系逐渐壮大。到20世纪30年代初，刘文辉已有相当的实力，甚至试图将其势力扩展至四川内部，与蒋介石支持的刘湘展开正面对峙。1932至1933年的二刘大战成为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。刘湘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，刘文辉在战斗中失败，只好退至四川的边缘地带。对一个手握重兵的军阀而言，这次失败意味着多年来的辛劳化为泡影。
在败退后，他没有继续争夺全国的政治重心，而是将力量收缩至川西和西康。虽然这个决策看似是一种退让，但实际上保留了实力。处于高原地带的西康交通闭塞、地方势力错综复杂，中央军要在这里实现完全控制十分困难。1939年西康省正式设立，刘文辉被任命为省政府主席，长期掌握军政大权。其“独霸一省14年”并非意味着没有中央的约束，而是他在西康拥有强大的实权，抵御中央的控制。
蒋介石自然希望将西康纳入中央体系，尤其在抗战时期，西南地区成为重要后方，而西康连接康藏，其战略地位不可小觑。但蒋介石也明白，刘文辉虽然名义上接受中央的领导，实际却控制着自己的军队和地盘，若过于施压，地方局势可能会失控。刘文辉采取的办法是将“服从中央”和“保住地盘”分开处理，对于南京的命令不轻易公然顶撞，但涉及军队、财政和地方人事的事务时，他又坚持自己的底线。军统在其地盘内秘密设置电台，正好触碰这条底线。
根据相关材料记载，刘文辉方面曾对军统人员和设备进行查扣。在一般省份，这种举动容易被视作对中央特务机关的挑衅，但在西康，刘文辉有地方军队作为后盾，蒋介石还需考虑整体的抗战局势，因此只能暂时按捺冲突的升级。刘文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“反蒋派”，他既反对中央过度插手，也不愿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旧军阀。他在1930年代败退后，明显减低了公开争雄的姿态，转而致力于地方教育、交通和行政体系的建设。
西康经济困难，财政薄弱，刘文辉的治政并非全然佳境，他的统治仍然带有显著的军阀色彩。然而，他意识到单靠武力无法维持长久的统治，必须使学校、政府和地方秩序得以正常运转。这种变化使他不再只是一个地盘争夺者。抗战后期，国共力量对比发生变动，刘文辉与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的联系逐渐增多。1944年，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，既是政治上的选择，也为他与国民党保持距离留出了空间。
关于他与中共的联系，史料表明在1940年代曾有接触，但网络上提到的一些“秘密电台”和“亲自查看文件”的细节并非来源统一，因此不能随意编排成惊险故事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刘文辉正在思考国民党政权的未来，并为自己保留了转身的可能性。1949年，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西南的接连失利，蒋介石退至成都，试图依托四川和西康的地形继续抵抗。刘文辉面临的选择非常现实：跟随国民党撤退，可能使西康卷入战火；继续观望，又可能遭其他势力的打压。
蒋介石曾希望刘文辉协助打造西南防线，甚至考虑将胡宗南部队调往西康，但刘文辉在表面上保持合作姿态的同时，暗中与邓锡侯、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商讨出路。1949年12月9日，刘文辉、邓锡侯、潘文华通过四川发布起义，切断了国民党继续在西南建立反共基地的重要环节，令成都的军事部署迅速失去支撑。对于蒋介石来说，最令人痛心的不仅是一个省主席的失去，而是他长期以来所担忧的地方军阀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另一条道路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刘文辉并未被简单视作旧军阀，他先后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、林业部部长等职务，参与国家的治理。他于1976年6月24日在北京去世，享年81岁。从川军将领到西康地方实力化的过程，再到1949年的起义，刘文辉的经历并非传奇故事中的“高明算计”，而是在一次次失败与压力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：能争时争，不能争时便退。名义上留有余地，却在实际控制中不轻易妥协。正因如此，蒋介石始终无法如同处理普通地方军人那样处理他。
